严绍璗 ：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严绍璗

1940年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多次）、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本文收入严绍璗《比较文学研究》）

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自1993年在我国大学中设立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至今，先后有31位国内外学者在这一博士点上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另有3位中途劝退或最终没有通过，占全体有效成分的10%左右。此外，本研究所的博士后流动站先后有21位博士申请，学术委员会获准了一位北师大文艺学博士、一位日本一桥大学文学博士，和一位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博士分期进行了合作研究。目前，有24位国内外学者正由本所5位博士生导师在4个学术方向上指导修读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准备申请文学博士学位。本研究所在12年的时间中培养的博士，若以数字计量，实在不及后起的国内有些兄弟院校大刀阔斧、勇猛无畏。现在比较文学博士点已经遍地开花，有的博士点上只有一位导师，两年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越我们12年的总量；而目前本所在读博士课程的“库存量人数”，据说也只是与本学科中某先生一年一个人招收的博士生量相当。所以平时我很少有胆量公示本研究所12年间5位博士生导师勤勤恳恳总共培养了31位博士，这一可怜兮兮的业绩。只是关起门来，我行我素，自己按照自己的办法办，遑论其他。本次“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第三届年会上，以“比较文学博士生培养”为主题，涉及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中关于高级研究人才养成的大事。我就坦率地谈谈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体验和思路。我先要说两个不是笑话的故事。20世纪下半叶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巨擘吉川幸次郎（YoshigawaKoujirou），他是日本东方学会会长、日本艺术院院士、日本外务省顾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他一生在京都大学招收过110余名博士生，然而，只有10位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通过率为10%左右，有点令人震惊。还有一个小故事是，2002年我正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的National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担任客座教授，其间要请假回北京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和学位委员会会议。文部省的一位官员问我：“你们那里今年有多少论文提请审查？”我随口说：“40多部吧。”他说：“啊，北京大学一年培养40多位博士，了不起呀！”我说：“不是北京大学，我说的40余部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一个系。”他不解地问我：“那么请问北京大学有多少个系？”我说：“大概有40多个院系吧！”他极为迷茫地问道：“那，那北京大学一年会产生1600位博士？比我们日本全国的大学培养的博士还要多？”他简直不相信自己听到的。或许，日本人正是在这种谨小慎微的高级人才培养状态中，从1949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出现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这却又正是我们现在不少人在潜意识中所企盼的目标。这其实经典性地表达了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在培养高级研究人才方面不同的思路和不同的操作途径—究竟是“精品生产”还是“遍地放羊”？我不能对此作出价值评价。但是，这确实表现了博士培养中的不同的教育理念、学术信仰、育人思路和操作途径。依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觉得在学术心态正常的社会中，一个有灵性的研究者并不一定要做什么博士，完全可以自由地做学问，成一家之言，以至于成为学术之巨擘。这在学术史上是发达国家的生活实情中一种很普遍的状态。但是，一个正在学术高层发展中的研究者，为了获得准确的学术观念，建立高瞻远瞩的学术意识和接受相对完整的方法论系统，那么他也可以而且应该进入博士课程研读，在博士点上经受严格锻造，在前辈以无数学术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的训练中，去除原本自以为是的各种学术野性，按照本学术领域在高层次上的基本表述路数，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他本身所内具的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聪明劲儿，也只是在这样的锻造过程中，沿着学术规范的方向才能得到有价值的发挥。不少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学生总结自己的体验说：“读博士课程、做博士论文的过程，就是对自己的学术进行脱胎换骨的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知识，我们不把对博士生的培养仅仅看成是完成一篇博士学位的论文。假如一个学生入修博士课程，仅仅是挂名在某教授名字下写作的一篇论文—请注意我说的是“挂名”，这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学术著作或相应学术论文的博士生来说，学术的形式就远远大于内容了。许多人称此道为“移地嫁接”而已。其实，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说，有些论文是研究生自己原来就做好的，连“移地嫁接”都谈不上，或许他们也从未参加过博士课程。社会对这样的虚妄的博士生培养，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指责博士生导师无端销蚀国民纳税的血汗。我国语言学的权威学者郭锡良教授在2004年8月教育部武汉博士生论坛上严厉批评这种培养法，说：“有些博士点，连一门像样的博士课程都开不出来，这样的博士点早就应该取消了！如果一个博士生连一门像样的博士课程也没有上过，这样的博士生早就应该退学了！”话说得很决绝，道理还是有的。
博士生入学的初期，包括某些已经具有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他们关于比较文学的观念，大多数是建立在想当然的自以为是的自我认定基础上的，最基本的就是说些所谓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之类的老套话，把自己分别圈定在所谓理论研究或者关系研究这样一些古老的阵地上。我的做法是在博士生入学后，前期以博士课程为中心，中后期以博士论文为中心，核心的课题是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氛围中，让他们建立起作为这门独立学科必须具有的比较思维。这是一套立足跨文化大视野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认知与解析文学与文化内在运行机制的逻辑系统，它区别于作为认识论上鉴别事物的一般意义的比较的方法。在进入论文课题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导师应该非常尊重博士生自己的表述，我希望每一个进入博士点的学生，都能够具有关于自己从事的研究课题的初始的思考，不管这一思考具有多少学术含量，对一个博士生来说，有没有这样的思考本质上就是有没有具备学术研究的“原发性启动力”的大问题。在论文课题中，我最反对的是用导师的思考替代学生自己的思考，那种导师命题，学生作文的做法，最终不会有真正的价值。但同时，我也希望学生的课题在他的知识量与表达能力上，能够与导师自身的总体的学术兴趣相一致。这种兴趣一致，既使导师具有指导论文的能力，又能够使学生的研究纳入一个总体的学术系统中。例如，我的总体的学术系统大概有两个层面：一是希望经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日本文明史（包括文化史），最终能够在更加接近文学或文化本相的意义上，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重新认识日本文学史（或文化史）；另一个层面是希望在比较思维的指引中描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日本中国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接近真实的历史，最终在（个案）阐述学的基础上完成“日本中国学史”的表述。目前，就日本中国学史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只有我自己在1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我提请注意的是，把博士论文纳入导师的学术兴趣中，不是要他们为导师做苦力，而是成为总体学术框架中共同的成员，逐步地形成某一专门领域的学术图谱。这应该是世界各国博士生培养的共同法则，在自然科学界尤其是这样。这10年中由我指导的10篇博士论文中的9篇，是依照这个路数确定课题的。但也有不能契合的，不能契合就要协商，我也不逼迫学生一定要进入我的体系，学生独特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思考课题，既是学术领域所需要的，也可以促进导师对学术的思考并提升自己的学识和智慧。课题构成中的创新性是课题的生命。大家对于创新性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估标准。有人认为创新就是对以往成果的颠覆，未免有些绝对了。有价值的颠覆当然是重大的创新，但也非常容易造成在颠覆性原创的包装下滋生欺世盗名的狂妄无聊甚至无赖之徒，因为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完全抛弃前人智慧的原创本质上不可能存在，即使像鲁宾孙那样一个人生存，也仍然要使用他人提供的生活材料。最常见的创新一定是在前人已经获得的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创造，人文学术也是这样的。例如，在相关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就课题的基础性立论或局部性立论发前人之所未发；以原典实证为基础，在课题的阐述与论辩中构建起属于理论形态的表述或可以被提纯为理论的表述，关于课题的重要材料的发现、整理与阐述等，都可以称之为“创新性”。作为研究智慧表述的论文的创新的获得与展现，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学术塑造过程。依据自身的体验，我感觉只有在对研究对象的学科史有足够量的汇集与分析、对相应的文本经历了足够的细读、积累了足够的人文理论底蕴、具备了超越课题本身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具有了多层面的文化语境的感受这样诸层面的综合而形成的学术素养，创新价值才可能有所表现。在这一过程中，导师与学生长期处在互动的双面体中。导师自身虽然没有操作这个课题，但是他必须对这个课题以及与这个课题有关的文化语境有相当的见解和把握，他才有可能在学生的研究中抓住其具有闪光意义的思考，而学生表达的些微的或者是不连续的闪光点，能够促进导师对整个课题的新思考；导师以他的新思考再去启发学生提升自己的认识，形成相对完整的逻辑表达。比如，本研究所刘萍博士当年做的《津田左右吉研究》这个课题，它的理论意义的表达，得到日本思想界主流学者的肯定和褒扬（依据课题史报告，20世纪中国学术界只有3位先生涉及过这个课题），便是在师生互动启发中逐步清晰，逐步学术化和理论化的。文本细读是博士论文论述的基础。我认为所谓的细读，实际上就是以原典实证推进的文本批评。这是一个认真辛苦的读书和思辨的过程，它是一个丰富自己学术基础、矫正自己知识错乱、提升自己在文本使用和处理上的基本能力，从而形成学术观念的过程。导师在这里的责任，便是把严关口，对不太习惯做文本细读的学生，一定要训练他们从喜好空口说白话的狂热中解脱出来。我们有的学生长期被中国人文学界虚糜的理论所迷惑，在没有读多少文本之前，就要阐述这个主义那个论说，听来听去，飘浮的说辞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落实到一处文化事实上，真是一派胡言。导师要开导他从这样的过度阐述的痴迷中醒悟过来，把兴趣和热情放置在文本细读上，以求自己“学术”一生的基本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导师自身必须保持脚踏实地、不吹牛不胡说的学术心态。作为比较文学的文本细读，当然包括双边和多边的文本。要特别警惕学生对中文文本的“不经意”心态，以为中国人就能懂中国书。中文文本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系统，横向和竖向都涉及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文化语境，汉语历经上古、中古、近古而达于现代，语音、语法和语意有着复杂的变迁。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在审定中，多次出现中文文本的解读与阐述层面上的谬误，例如“名实相副”“不胜其累”“危楼成犄角”等文句中的“相副”“不胜”“危楼”被望文生义地胡解，教训是既可笑又沉痛的。我作为导师，一直引导学生对中文文本保持敬畏的心态。课题研究中必须使用外文文本的原典文献，即使有汉文译本的材料，也一定要阅读原文文献，这一要求对于培养比较文学高级研究人才是不可动摇的，是绝对的。有人指责这是霸权主义要求，有第一世界试图垄断比较文学研究的企图。这都是意气用事，言之过重了。既然比较文学是一门阐述双边和多边文化的学术，既然是在这一学术中培养博士，那么要求把握双边文化和多边文化的原典文本，便是题中之义，便是这一学术的最基本的一项要求。我们要求博士论文引证外文文本，注文必须注明文本原名，重要的引文（即对于立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引文），必须以“附录”的形式注解出原文的全部。这样做有两个意义：一是确认研究者在论文中的阐述是建立在原典文本的基础上，它没有经过翻译者的文化过滤，能确保作者的原意，从而使论述能在更加接近事实本相的基础上展开，这就是论文的科学性特征；二是当世的或是后世的读者在阅读本论文时，他们能够在双边文化的原典语境中理解论文所表述的意义，从而能够判定它的价值。从比较文学这一学术的根本意义上说，博士学位论文脱离了双边和多边的原典文本，它的研究就是没有价值的。基于这样的要求，在我的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0位学者，是中国人的，不管他本科念的是中文或是外文，都能使用研究对象国语言进行日常会话、学术论文发表和文献阅读；是外国人的，也都能够使用汉语进行会话、发表论文和阅读。与此相关的是，我非常看重博士生必须具备双边文化的实证性经验，一个研究东亚文化和文学关系的人，如果只是从文献中感受对象国的文化，虽然是必要的，但毕竟是十分肤浅的。1994年，当我开始招收博士生的时候，就非常注意他们是否具有对象国的文化经验，因为这一实证经验与他们的研究是息息相关的。例如，张哲俊博士当年做的论文是关于“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的研究”，涉及文学、音乐、表演诸领域。他多次在日本参观了表演古典剧“能”的舞台，观看了“能”的演出，考察了古代音乐，参加了中日古代戏剧的共同研究；钱婉约博士做“内藤湖南研究”时，在日本考察一年半，对内藤湖南的生存状态、活动踪迹、文化品位以及相关的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与内藤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把握，我和她还一起考察过罗振玉、王国维在京都的住宅和内藤夫妇的墓地等；刘萍博士为做“津田左右吉研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津田左右吉研究室”阅读了许多原始档案（津田氏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在他的家乡岐阜县追踪津田的生活道路，与日本的津田研究者共同研讨；涂晓华博士在做“日本占领上海时期的《女声》杂志的研究”这个课题时，在日本寻找日本知识界几乎都已经遗忘了的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女作家—《女声》主编田村俊子的材料，与仅有的几位研究者相当充分地交换了见解；等等。所有这些实证经验使他们对研究对象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和把握。如果说，在20年前这样的要求有点严酷的话，在现时今日，我们还是有可能努力做到的。10余年来，孟华教授和我，竭尽全力，使我们所有获得文学博士的学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都能有机会获得双边文化的实证经验。各位如果阅读他们的论文或者是他们获得学位后的相关的论著，大致能够体味出渗透于其中的作者自身的文化经验，使研究的表述具有了更多的厚重性和可靠性。此种双边文化的实证经验，使博士生从论文撰写时期开始，就逐步地建立起了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可能。如张哲俊在博士课程的后期，就作为北京大学专家组成员参与日本共立女子大学“日本古戏剧共同研究”；刘萍在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应邀参加了在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学者关于《东亚比较文学史》提纲的研讨等，这又是造就我们未来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国际学术合作空间。最后，我想就博士生培养中，导师与学生的学术自我意识的建立，说些自己的想法。30年来我自己在逐步迈入学术的过程中，经常读到的不少论文广征博引地大批量引用其他学者之说，以致淹没了自己的认识主张。广征博引历来被认作是件好事，除去“网络淘宝”，也可以称为“读书丰厚”，但广征博引的目的我想应该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命题，更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但我面对的不少论文，满篇是他人的言说，特别是欧美学者的言论，许多的表述不是为着解决自我的论述，好像只是以自己的表述来证明引文表述的他人论说的准确性，常常在论文中称这一块是依据海德格尔的理论演示的，那一块是依据福柯的理论演示的，另一块又是依据伽达默尔的理论演示的，自己的思想在哪里呢？一篇论文失却了学术自我，几乎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在想，一个人吃鸡鸭鱼肉蛋和蔬菜后，如果他要展示自己身上这块肌肉是由鸭肉长成的，那块肌肉是由牛肉长成的，众人一定会觉得他有点意识不正常。一个人吃了各种食物后，只有经过自己体内的多种系统的运作、吸收和排泄，才养成自己的物质力量和意识的基础，否则就会积食、虚胖，看似块头很大却不堪一击，继而则百病丛生，这与学术之理是相同的。其实，这种在权威面前丧失自我，是自我学术能力或虚弱或衰竭，没有了学识的新陈代谢功能，而从根本上讲，是考察一个研究者人文意识是否健康的根本问题，是自我精神建设是否健全的问题。我们稍稍老一点的学人，经历过生活中的“早请示”“晚汇报”，万事引证“红宝书”的生存时代，当我们的精神从那样的没有自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后，为什么有些人会在学术中又坠入这种以权威为自我的境地呢？至于有的人拿外国人的说法来炫耀自己或吓唬中国学界同人，则更是陷入自我幻想的表现。当前中国学界与国际文化的沟通已成普遍的状态，炫耀和吓唬没有任何的学术意义。我们千万要警惕博士生染上这样的心态，必须引导他们学术机体的健康运作。造就一位比较文学的博士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也是充满喜悦的过程。导师自身必须具备上述多项学术准备，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北京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学术氛围为导师和博士生都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语境。我经常把自己不解的问题在与博士生研讨的同时，也向哲学的、文学的、史学的、考古学的、外国文学的诸位先生请教，有很大的收益。我的一生中假如真的能够按照自己的路数培养出15位文学博士，那比吉川幸次郎还要多5名的话，也可以稍稍地聊以自慰了。

“严绍璗文集”各卷目录

国际中国学研究

养天地之正气 法古今之完人

会通学科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我和国际中国学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日本学者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问题

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

日本对《尚书》的研究情况

日本学者关于《诗经》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一些见解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二）

《赵氏孤儿》与18世纪欧洲戏剧文学

关于汉学的问答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日本中国学中从经学研究向中国哲学研究演进的轨迹

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

中国学术界对Sinology 研究应有的反思

日本中国学中“道学的史学”的没落与“东洋史学”兴起的考察

日本中国学中中国文学近代性研究的形成

中国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三十年

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

比较文学研究

我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历程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

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空间

确立关于表述“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

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的体验

文化的本体论性质与马克思的文化论序说

日本短歌歌型形成序说

日本《竹取物语》的发生成研究

日本平安文坛上的中国文化

论五山汉文学

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日本文化研究

日本的发现

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

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

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儒学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战前篇）

日本现代化肇始期的文化冲突

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

日本中国学中一个特殊课题—满学

战后60 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的考察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

我对日本学研究的思考

汉字在东亚文明共同体中的价值

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政治框架与本质特征的研讨

东亚文明与琉球文明研究的若干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资材的劫夺

日本近代前期天皇的儒学修养

日本“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

严绍璗教授荣获日本第23 届“山片蟠桃奖”文化研究国际奖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汉籍的外传与文明的对话

在皇宫书陵部访“国宝”

在国会图书馆访“国宝”

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访“国宝”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访“国宝”

在东洋文库访“国宝”

在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访“国宝”

在金泽文库访“国宝”

在静嘉堂文库访“国宝”

在杏雨书屋访“国宝”

在天理图书馆访“国宝”

在尊经阁文库访“国宝”

在御茶之水图书馆访“国宝”

在真福寺访“国宝”

在石山寺访“国宝”

在东福寺访“国宝”

在日光轮王寺天海藏访“国宝”

读书序录

他序文

序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

序王勇著《中日关系史考》

序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跋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多边文化研究》第一卷“卷头语”

序《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序张哲俊著《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

序李岩著《中韩文学关系史论》

序刘元满著《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序张玉安、陈岗龙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多边文化研究》第二卷“卷头语”

序钱婉约著《内藤湖南研究》

序刘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序王琢著《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

序张哲俊著《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序张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

序张哲俊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序《东方研究2004—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专辑》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

序王益鸣著《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

《多边文化研究》第三卷“卷头语”

序李强著《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序王顺洪著《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序隽雪艳著《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序牟学苑著《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序郭勇著《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

序潘钧著《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序涂晓华著《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

序张冰著《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

序聂友军著《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

序王广生著《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

序张西艳著《〈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

自序文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前言

《中国文学在日本》前言

《日本中国学史》代序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序论

“21 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出版总序

“北京大学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总序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出版总序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自序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自序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

《日本中国学史稿》前言

《魏建功文选》前言

人物纪、访谈录

好人阴法鲁先生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乐黛云先生纪事

贾植芳先生的比较文学观

中西进教授的学问

我的老师们

我的生命的驿站

为人民读好书、写好书—严绍璗先生访谈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国际中国学研究

978-7-301-32465-3

108元

比较文学研究

978-7-301-32221-5

108元

日本文化研究

978-7-301-32531-5

108元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978-7-301-32487-5

138元

读书序录

978-7-301-32215-4

108元

微信号 : pupwa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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